Δ日本汉方药店。
日本政府将汉方制剂分为医疗用汉方制剂、一般用汉方制剂（OTC）和生药制剂，并对每一种汉方制剂有针对性地实施西医化管理，汉方在日本的现代化运用才算正式开始。
1974年，日本公布收录了210种一般用汉方制剂（OTC）的《一般用汉方处方承认审查内规》（2008年改名为《一般用汉方制剂审批基准》）。1976年，日本正式将医疗用汉方制剂纳入到医疗保险中。1985年，日本首次提出了“标准制剂”的概念，不断提高汉方制剂质量标准的可控性，保证每一批汉方制剂质量的均一性。到了2013年，进入医保目录的医疗用汉方制剂共148种，而明确了成分规格和功能效用的一般用汉方制剂（OTC）共294 种。
Δ日本汉方制剂。
标准化的汉方制剂，让日本医师不依靠把脉问诊，也无需临证加减剂量，只需对症下药即可，不仅方便快捷，也更加科学安全。
这十分符合当前日本医师资格仍以西医为唯一标准的现状，让医师以现代医学体系而不是传统中医体系来决定是否为患者开具汉方药。
所以，日本也就不存在单纯的“汉方医馆”和“汉方医”。而针灸在日本不算医疗行为，也不纳入医保，只是与按摩类似，要成为针灸师还需要考取专业的针灸资格证。
当然，管理体制完全西化的日本汉方也不是十全十美，上世纪90年代爆出了导致22人死亡的“小柴胡汤”事件，不仅让生产商津村顺天堂破产，也一度令汉方蒙尘。
虽然日本汉方在包装和质量控制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占据了世界中药市场份额的70%~80%，但汉方在日本依旧只是药品工业中的极小部分。据日本厚生省公布的数据，2014年日本汉方药品工业总产值99.92亿人民币，只占日本整个药品工业的2.44%。
随着日本医保的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将汉方药撤出医保范围的讨论也不绝于耳。目前，日本汉方药业属于一家独大的局面，津村制药一直占据日本汉方药市场的75%以上的份额，2017年中国平安入股津村制药，成其第一大股东。
Δ占据日本汉方药市场份额75%以上的津村制药。
总之，在明治时期被西医取而代之的汉方医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汉方药在现代化的日本已经越来越被西医化，地位也难以提高，只能成为充当替代补充医疗体系之一，弥补西医在临床上的部分不足。
韩国韩医：民族主义下的跃进
历史上，中医在韩国被称为“东医”，是韩国传统医学的主要来源。但由于近代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原因，韩国正在极力打造强调本土性与自主性的“韩医”，想要彻底摆脱中医的影响。
在日本殖民时代，韩国传统医学同汉方一样也被极力打压。直到1951年，韩国政府制定了《国民医疗法》，建立了二元化医疗制度，正式确立韩国传统医学在韩国医疗体系中的合法地位，韩国传统医学才算迎来转机。
但还是在经历了1970年代“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后，韩国政府才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实力去发展建设自己的传统医学。
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法令，正式将在韩国的传统医学统称为“韩医”。1984年，韩国颁布了《韩国草药药典》，建立草药和相关产品的市场规则和品质鉴定方法，并把韩医正式列入医疗保险范围内，韩医的发展开始正规化。
2003年7月，韩国国会通过《韩国韩医药发展法案》，规定了国家及地方政府必须制定相应韩医药技术的发展政策，自此韩医的发展进入了政府扶持的快车道。其中，2003年9月，讲述韩国首位女性御医故事的电视剧《大长今》开播，并迅速火爆亚洲，创造多个收视神话，极大地助长了韩医的海外名声。
Δ以《大长今》为代表的优秀韩剧，为韩医赢得不少海外声誉。
2009年，韩国修订了《韩国韩医药发展法案》，引入了韩药履历追踪管理制度，对韩药的生产、进口、制造、流通等各阶段信息进行记录和管理的制度，进一步保证了在市场上流通的韩药品质。
当然，韩医的兴起也并非政策的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韩国社会多方面的现实作用。
首先，韩医实行的是精英教育。韩国有11所专业的韩医科大学，实行6年学制（预科2年，本科4年），入学考核十分严格，保证了学习韩医优质的生源；同时韩国专门成立了韩国韩医学教育评价院，用来提高韩医学的教育研究以及开发和评价水平，确保院校高质量的师资力量。
Δ韩国大邱韩医大学。
而成功毕业的韩医学士，在通过了每年一月韩国全国统考的韩医师资格考试后，还要进行2~3年的临床实习，才能正式成为一名韩医师。
其次，韩国实行的是二元制度。韩医和西医在韩国有着同等的地位，且二者互不交叉干涉，这使得韩医师有同西医师一样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
在韩国的韩医诊所大多是私人开设（据《韩国韩医药年鉴》显示，2015 年韩医医疗机构门诊医保报销申请件数96.9%来自私人韩医诊所），这也导致了韩医师面临着竞争和盈利的双重压力。但也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韩医师必须尽力提高诊疗水平，以疗效吸引患者，否则只能被市场淘汰。
最后，韩医有着强烈的民族性。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国藩属的朝鲜半岛，各方面都有着深刻的中国烙印，而被称为“韩医”的韩国传统医学自然也不例外。
2009年，由李氏朝鲜时代医学家许浚编成的《东医宝鉴》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医学著作，这部被称为“朝鲜民族古代药学史上的巨著”的医书，其主要内容大都是纂辑自中国古代各类医书，此事引起中韩两国关于中医和韩医的激烈纷争。但也正是因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才进一步刺激了韩医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
Δ被称为“朝鲜民族古代药学史上的巨著”的《东医宝鉴》。
目前，韩医在韩国当前国情下，不同于中日两国，而是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自然是由韩国特殊的国民性导致，但也可以从中看出，正是在韩医注重本土性的教育和宣传下，韩医在韩国社会才能获得远超西医的认同。
而韩医师在民众的尊重中，不仅有着治病救人的本职工作，更是肩负着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医疗文化的艰巨重任。
东南亚：多元文化里的融合
东南亚各国都有着庞大的华人群体，中医在东南亚各国自然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不同于日韩这类单一民族的国家，东南亚国家有着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构成，同时也有自己更加独特的传统医学，中医在东南亚也就走向了多元化的融合之路。
越南历史上曾属于中华文化圈，所以中医在越南也是广泛流传。同韩国一样，越南将其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与中医合称“东医”，同时将本土产的药材称为“南药”，将从中国进口的药材称为“北药”。
越南近代被法国殖民，历史文化几乎完全断层，虽然越南在1997年专门设立传统医药局，承认中医在越南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加强对传统医学的管理，但中医更多是走向了与越南当地南药的结合。目前，越南的南药、北药、中成药、越南成药年销售额接近医药品总销售额的30%。
Δ越南胡志明市的中医博物馆。
印尼也比较重视中医，承认中医是印尼传统医药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印尼民族的传统医学——印尼土医的地位相同，中医师也是获得印尼官方认可的合法医师。
即使在荷兰殖民、日本占领时期，也没有制定专门法令对中医药加以约束或管理。中医师在经过印尼官方考试合格并向当地卫生部门申请注册后，方可自由行医。目前，80%的印尼中医师都加入了印度尼西亚中医协会，其人员遍布印尼各主要大岛。
泰国传统医学中有比较独特的精神疗法与按摩古法，也讲究和中医的联合运用。
2000年，泰国政府发布《关于批准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疾病的规定》，承认中医为一种医学。2002年7月1日，中医药在泰国合法化，2009年，泰国正式立法批准中医师可以独立行医，由泰国卫生部负责泰国本土中医生的申请注册。2018年，泰国具有中医执业资格准证的中医师已有约1000名，目前泰国已有9所大学开设中医专业。
而比较特殊的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二者都曾是英国殖民地，一直是沿用英殖民地政府的医药管理制度，以中医为首的传统医药无法归入主流医学体系中。独立后，执政当局对于中医始终没有予以正视，也未采取应有的管理规范和系统化，使得中医只能在民间自力更生，散乱经营。
而随着中国恢复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后，2000年，马来西亚则委任“马来西亚中医总会”进行全国“中医师注册”工作，同年新加坡成立中医药管理局，两国都开始规范化中医管理。
Δ位于新加坡中心地带的“北京中医医院明医馆”。
但目前，中医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未被正式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而中成药在两国都有明确的定义和法定地位，仍被视为西药的补充，应用范围也受到严格限制。
欧美：任重道远中的蹒跚
欧美医学界将西医视为常规或正规医学，其他医学被命名为非常规医学、替代医学或者自然医学，仅作为正规医学的补充。
欧美虽然很早之前就接触过中医，但仍因传统中药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无系统化、存在着隐性危险等问题，没有从法律上给予中药“药品”的地位，主要的障碍就是欧盟的《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和美国国家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欧盟在2004年出台该指令规定，所有植物药生产企业必须在2011年4月30日前完成注册，否则不允许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
而在这7年时间的过渡期中，中国没有一种中药产品成功注册。其原因在于一种中药产品的成功注册至少要有30年的药用历史，以及包括在欧盟地区至少15年的使用历史，还要以西药标准对中成药的各种成分进行量化分析、形成药检报告，这些过程对那时的国内中草药生产商和供应商来说不仅过程困难而且费用昂贵，不得不望而却步。
而美国国家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对包括中草药在内的所有天然植物药,目前仍是划分为食品或健康食品，虽然已不再要求中草药是所谓纯而又纯的“单体纯品”，可以是“安全、有效、可控”的“混合物”，但依旧不能在标签中称为“药物”,也不准注明或暗示可治疗或预防某种疾病。
不同于中药在西方的四处碰壁，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参观过针灸疗法，西方一度刮起过一阵“针灸热潮”，造成了一大批良莠不齐的“中医人”涌入欧美，让欧美针灸行业的人才需求迅速饱和。发展至今，针灸在欧美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可，但其医疗效果仍没有获得主流医学界的认可。
Δ位于德国海德堡一处的中医文化馆。
在德国，针灸也并不算真正进入主流医务系统。经过现代医学系统学习实习后并完成考试的正规注册医师（Arzt），以及无需学历文凭，只需掌握一定水平的当地语言，经过培训、考核即可开业的“医士”（Heilpratiker），都可以在德国对患者实行针灸疗法。
目前大多数在德国的针灸从业者都属于后者，不仅没有处方权，而且医疗费用法定保险公司也不会报销，即使是注册医师展开的针灸疗法，也只有针刺才能获得限定金额与次数的医疗报销，而中药、艾灸等都不在其中之列。
在法国，类似德国“医士”的被称为“补充疗法医生”，法国医疗协会承认四种补充疗法：顺势疗法、针灸、中胚层疗法和整骨疗法。
但不断有医生和健康工作者联合签名反对补充疗法，他们认为这些治疗方法没用、危险，并且花费巨大，可能会延误必要的诊断，有时会导致严重后果，尤其在治疗癌症等重大疾病方面。同时，在缺少医保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法国社会保障协会还限制利用针灸来进行治疗，这使得想要接纳正规针灸治疗的人就需要缴纳高昂的挂号费与就诊费，远非普通人可以长期承受，这也造成了中医的尴尬境地。
Δ来自法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中医。
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虽然将针灸针列为医疗器械，但也只是把针灸认定为一种实验性的医疗工具以及一种技术操作性的治疗手段,不能肯定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也未将其纳入主流医学,只是作为替代医学的一部分。
但不同于欧洲，美国社会对针灸的接纳程度更高。目前，美国已有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通过了针灸立法，设立针灸师头衔，以州立法的形式对针灸进行规制和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0月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名为H.R.6的法案，该法案将针灸、医疗按摩等列入待评估的替代性疗法，虽然这并未说明针灸的医疗作用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承认，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针灸在美国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接纳程度，在将来有可能获得联邦层面的认可。
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名为H.R.6的法案。
目前，比较完全接纳中医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2012年，澳大利亚实行中医立法，并成立中医管理局，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医师是合法的医生，而且与西医在法律上平等。
总结“传国粹，守本心”
毫无疑问，在地缘和文化与中国最为接近的日韩，中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两国经济实力与科研技术的腾飞，日韩两国为中医的现代化、标准化做出了很多自己的尝试。
从技术层面上看，这是值得肯定的，最为可贵的是，日韩两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中医在现代医学体系下的不同定位，这两种不同的道路，对于中国中医产业今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但从情感层面上来说，汉方和韩医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是令国人感到汗颜的。
其次，中医凭借较低的负担性以及良好的可获得性，在短时间内在一些医疗体系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被忽视的。
虽然建立起一套真正的现代医疗体系才是最终的解决途径，但在资金和技术缺失的情况下，中医反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
而对于已经建立好现代医学体系，并且没有传统文化羁绊的欧美国家，中医目前最大的价值仍是一种替代辅助疗法，用以满足部分患者远离人工药品、贴近自然的个性化治疗需求。
但对于现代医学体系下药物毒副作用、抗耐药性增强以及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等问题，中医的潜在价值或许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证与开发。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到：“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作为国粹的中医，我们很难抛去文化传统，孤立地去看待中医的科学性，而如何做到在医疗产业和传统文化上的选择，今后依旧会继续考验国人的智慧。
来源：《知识经济》2019年4月刊
原文作者：田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